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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是切廷开着父亲的雪佛兰送我去芙颂他们家的。八年时间里，除了下雪交通堵塞，发
晚上，是切廷开着父亲的雪佛兰送我去芙颂他们家的。八年时间里，除了下雪交通堵塞，发大水，切廷生病、休假，车子坏了等临时原因，我一直在注意不去破坏这个规则。几个月过后，切廷在周围的咖啡馆和茶馆里为自己找到了朋友。他不会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而是停在像黑海咖啡馆、傍晚茶馆那样的地方附近，他会在其中的一个茶馆里，一边看我们在芙颂他们家看的电视节目，一边看报纸，或是和人聊天，有时他也会和人玩十五子棋游戏或是看别人玩碰对牌戏<small>29</small>。据说头几个月过后，街区的人都知道他和我是什么人了，如果切廷没有夸大其词的话，据说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有良心、谦逊的人，还都喜欢上了我，因为我带着友好的情谊不断去拜访一个远房的穷亲戚。
当然在这八年时间里，也有人说我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在这些不值得计较的传闻里，有说我要廉价买下街区里的破旧房子，在上面盖新公寓楼的，有说我在为我们的工厂寻找便宜、无技能的工人的，有说我在逃避兵役的，还有说我是塔勒克先生的私生子的（也就是芙颂的哥哥）。街区里多数理智的人，则从内希贝姑妈小心翼翼向左右邻居透露的各种消息上得知，我是芙颂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在和她那“电影人”的丈夫商谈一部将让她成为电影明星的电影。多年来我从切廷说的那些话里明白，我的这个角色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即便他们不是特别喜欢我，但楚库尔主麻街区的人们对我还是心存好感的。事实上，从第二年起，我就开始被当做半个楚库尔主麻人了。
各式各样的人居住在这个街区：加拉塔码头的工人；在贝伊奥鲁后街上开小店、小饭馆的人；饭馆里的招待员；从托普哈内方向过来的吉卜赛人；通杰利<small>30</small>的阿拉维库尔德人；曾经在贝伊奥鲁、银行大街上做过文书的希腊人、意大利人、黎凡特人的败落儿孙们；就像这些人那样，始终仍然无法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的希腊人；在仓库和面包房工作的人；出租车司机；邮递员；在杂货铺打工、在大学念书的穷大学生……所有这些人，不会像在法提赫、维法和考贾穆斯塔法帕夏那样的传统穆斯林街区里的人那样，带着一种强烈的社区情感行事。但从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保护、关照的行为上，从年轻人对过往的高档车表现出来的兴趣上，从消息的快速传播上，我明白，街区里的人们还是团结的，至少在他们内部存在着一股活力。
芙颂他们家（凯斯金他们家），在楚库尔主麻大街（老百姓叫楚库尔主麻“大坡”）和窄小的达尔戈奇小街交汇的角落上。就像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到的那样，从这里走十分钟，爬上一段蜿蜒的陡坡就可以到达贝伊奥鲁和独立大街。有些晚上回家时，切廷会慢慢穿过小街开上贝伊奥鲁，我则会在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看路边的人家、商店和行人。在这些铺着鹅卵石的窄小街道上，那些向人行道倾斜、似乎快要倒塌的破旧木房子，迁徙去希腊的希腊人遗弃的空房子，非法住进空房子的库尔德人向窗外伸出的取暖炉管道，会在夜晚呈现出一派令人恐惧的景象。贝伊奥鲁附近的那些黑暗的小娱乐场所，酒馆，号称自己是“提供酒精饮料俱乐部”的低级夜总会，快餐店，卖汉堡的杂货铺，体育彩票的销售点，可以在里面找到**、走私美国香烟、威士忌的烟草店，甚至是卖唱片、磁带的小店，一律都会到半夜才打烊，尽管所有这些地方看上去都很悲凉，但却会让我感到一种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当然如果我安宁地离开芙颂他们家，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夜晚，我会带着不再去那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想法离开他们家，因为难过，我会昏厥般地躺在汽车的后座上。这些不幸的夜晚最常发生在头几年里。
切廷会在晚上7点左右到尼相塔什接我，在哈尔比耶、塔克西姆和色拉塞尔维我们会被堵上一会儿，然后蜿蜒穿行在吉汗基尔和费鲁扎的小街上，经过楚库尔主麻古浴室往下走。路上，我会让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去买一包吃的东西或是一束鲜花。不是每次，但平均每隔一次我会送给芙颂一件小礼物，有时是开玩笑的一块口香糖，有时是我在黄金市场或是贝伊奥鲁找到的一个蝴蝶形状的胸针或是首饰。
一些严重堵车的晚上，我们也会从道尔马巴赫切开到托普哈内，然后往右拐到博阿兹凯散大街上。在这八年时间里，每当汽车拐进凯斯金他们家的那条街道时，就像小学那些年，早上走进学校所在街道时那样，我的心跳会加快，我会感到一种介于幸福和慌乱之间的不安。
塔勒克先生因为厌倦了交房租才用银行里的钱买下了楚库尔主麻的这栋小楼。凯斯金他们家的大门在二楼。在这八年时间里，一楼那套房产属于他们的小单元房里，住过很多与我们的故事毫不相干，幽灵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的房客。因为日后将成为纯真博物馆一部分的这套小单元房的入口在达尔戈奇街上，所以我很少会碰到住在那里的人家。我听说楼下有段时间住着一个名叫阿伊拉的女孩，女孩的母亲是个寡妇，未婚夫在服兵役，芙颂和她交上了朋友，她们会一起去贝伊奥鲁看电影，但芙颂从来没和我提起她的那些街区上的朋友。
当我摁响面向楚库尔主麻大街的楼门门铃时，头几个月都是内希贝姑妈来开门的，为此她要从上面走一段楼梯下来。而事实上，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即使门铃晚上响起，他们也总是会让芙颂下去开门的。而这，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我感觉到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那里。但有时我也会觉得，芙颂的丈夫费利敦确实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而塔勒克先生因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因此他很少会让我觉得不安。
我感觉任何时候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内希贝姑妈，每次为了打破开门后出现的奇怪沉默，总会很注意地去说一些话。多数时候，她会说一些和电视上的新闻有关的话，比如说“一架飞机被劫持了，您听说了吗？”，“他们如实地放了公共汽车出的车祸……”，“我们在看总理对埃及的访问”。如果我去时新闻还没开始，那么内希贝姑妈每次都会带着同样的信念重复这样的一句话：“您来的正是时候，新闻马上就要开始了！”有时她也会说“有您喜欢的春卷”，或是“今天上午，我和芙颂做了葡萄叶包饭，您一定会喜欢。”如果我认为这是为了掩饰难堪而说的一句话，我就会因为害羞而无语。多数时候，我会对她说“是吗？”或者“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然后上楼走进他们家，看到芙颂时，为了掩饰我在那时感到的幸福和害羞，我会用一种夸张的兴奋重复我说的话。
有一次我说：“好啊，让我也来看看飞机事故。”
芙颂应答道：“凯末尔大哥，飞机事故是昨天的事情。”
冬天，脱大衣时，我也可以说“唉，天可真冷啊！”或是“有小扁豆汤吗，太好了……”之类的话。到了1977年2月，因为在楼上就可以“自动”打开楼门，所以要等我走上楼梯、走进房间后才可以说开场白，这就更难了。任何时候都比看上去显得更加细腻、更加慈爱的内希贝姑妈，如果觉得我的开场白不合适就会立刻说上几句话来帮我解围，比如“凯末尔先生，快坐下，别让您的馅饼凉了”，或是“男人不但用机关枪扫**茶馆，还要不知羞耻地说”。
我会皱着眉头立刻坐到餐桌上。我带来的那些东西，对我克服进门后的难堪是有帮助的。头几年里，这些东西会是芙颂爱吃的一类东西，比如开心果蜜饼，从尼相塔什有名的拉提夫馅饼店里买来的奶酪馅饼，腌金枪鱼和鱼子酱。我会特意说些关于它们的话，然后随意地把它们交给内希贝姑妈。内希贝姑妈总会说：“唉，您干吗这么客气！”随后我会拿出芙颂的礼物给她，或是把礼物放到一个她看得见的地方，同时我还会接茬对内希贝姑妈说：“经过馅饼店时，我闻到了里面的香味，忍不住就买了！”我还会再说上一两句关于尼相塔什那家馅饼店的话。同时，我会像一个迟到的学生那样，蹑手蹑脚地立刻坐到我的座位上，在刹那间我会感觉很好。过一会儿，突然我会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这些都是异常幸福的时刻。
入座后我们第一次对视的时刻，对我来说既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也是我立刻明白，感觉到当夜将会如何度过的一个特殊时刻。如果我在芙颂的眼神里——即使她皱着眉头——看到了一种幸福和轻松，那么，那夜也会是幸福和轻松的。如果她的眼神是不快和不安的，那么那夜也会是那样的。如果她不笑的话，我也不会笑得太多，头几个月里我也不会去逗她笑，只会默默地坐在那里。
芙颂和塔勒克先生分别坐在长餐桌的左右两头，我面对电视坐在餐桌的右角，内希贝姑**对面。如果费利敦在家会坐在我左边，如果他不在家，有时难得来的客人会坐我边上。晚饭刚开始时，内希贝姑妈为了方便出入厨房，会背对电视坐着，吃到一半，等厨房里的事情减少后，她会坐到我的左边，芙颂的右手边，这样她就能够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了。我和内希贝姑妈就这样肘靠肘地坐了八年时间。内希贝姑妈坐到我身边后，长餐桌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这个空出来的地方，有时费利敦晚上回来后会坐在那里。那时芙颂就会坐到丈夫的身边，而内希贝姑妈会去坐到芙颂的位子上。在那种情况下，看电视就会变得很困难，但到了那个钟点节目本来就已结束，电视也早就被关掉了。
在一个重要电视节目的当中，如果炉子上还有东西在烧，需要有人进出厨房，那么内希贝姑妈有时会让芙颂去做这件事。当芙颂拿着盘子，端着锅子出入厨房时，她就会不断地在我和电视之间来回走动。当她的父母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电影、智力竞赛、天气预报、发动军事**的帕夏发表的一篇措辞激愤的演讲、巴尔干摔跤锦标赛、马尼萨梅西尔糖膏节、阿克谢希尔城解放六十周年的庆典仪式时，我会兴致勃勃地看我的美人左右来回的走动，我知道这就是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不像她的父母那样觉得她是走入电视与他们之间的一样东西。
在我去凯斯金他们家的1593个夜晚里，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坐在餐桌上看着电视度过的。但是我无法用说出八年里去了那里多少次的轻松，说出每次我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害羞，所以我会让自己相信，我回去的时间其实远远早于我离开他们家的时间。让我们想起时间的东西，当然就是电视节目结束的钟点。在TRT那持续四分钟的节目闭幕式上，当迈着统一步伐的士兵升起国旗，并向国旗敬礼时，《独立进行曲》会随之响起。如果算我平均7点到他们家，等到电视节目结束，也就是夜里12点左右离开，那么可以得出每次我在芙颂他们家待了五个小时的结果，但其实我待的时间会比这更长。
我去他们家四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颁布了戒严令，实施了宵禁。因为晚上10点开始戒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9点45分，在还没看够芙颂时就离开他们家。那些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在宵禁开始前十几分钟迅速变空的黑暗街道上，我坐在疾驶的车里，会感到晚上没能看够芙颂的痛苦。现在，多年以后，每当我在报纸上看见军人们不满国家的现状，一场新的军事**又会可能发生时，作为军事**的坏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没看够芙颂就要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和凯斯金一家人的关系，多年里当然经过了各种阶段。我们的交谈、期盼和沉默的含义，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一直在变。对我而言惟一始终不变的是我去那里的原因：我去那里当然是为了见芙颂。我假定芙颂和她的家人对此也是满意的。因为芙颂和她的家人无法公开接受我去那里看芙颂的事实，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被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原因：我是去那里，去芙颂他们家“做客”的。但因为即便是这个含糊的词都不太可信，那么我们会带着一种本能选择另外一个将给我们更少不安的词：我每星期四个晚上是去凯斯金他们家“坐坐”的。
“坐坐”这个词，就像土耳其读者很清楚，但外国参观者无法立刻明白的那样，尽管字典上未被强调，却具有广泛的含义，比如“来做客”，“顺路过来看看”，“一起打发时间”，这个词特别是内希贝姑妈会经常用。晚上离开时，内希贝姑妈总会客气地对我说：“凯末尔先生，明天您还过来，我们还一起坐坐。”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晚上除了坐在餐桌上，别的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看电视，有时长时间沉默，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当然我们还吃饭，喝拉克酒。内希贝姑妈为了告诉我晚上他们在等我，头几年里，即使很少她还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凯末尔先生，明天我们还等您过来，我们吃您喜欢的西葫芦塞肉”，或是“明天我们看实况转播的花样滑冰比赛”。她说这些话时，我会朝芙颂看一眼，我会希望在她的脸上看到一种认可的表情，一个微笑。如果内希贝姑妈说“您来，我们一起坐坐”，芙颂也认可的话，那么我会想这些单词没有欺骗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是的，也就是一起坐坐。因为它以最淳朴的形式触碰到了我去那里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和芙颂待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坐坐”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我绝不会像一些把鄙视人民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那样，得出在土耳其每晚“坐在一起”的几百万人其实什么也没做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会想到，在因为爱、友情，甚至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的一些更加深切的本能而彼此依赖的人们之间，“一起坐坐”是一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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